信息来源：中国警察杂志
原文链接：【警界精英】微域探乾坤——法医朱传红以科技为刃守护公平正义

2025 年11 月28 日上午，明媚的阳光洒在洁净的窗玻璃上，整个实验室安静得只听到仪器运转发出的细微声响，一身白大褂的朱传红正在忙碌。只见他戴着乳胶手套的手从离心机轻轻取出装有样本的试管，移步到PCR 扩增仪前，熟练地打开仪器舱门，无数次的操作已让他形成肌肉记忆。随即，他来到电脑前，快速敲击键盘输入指令，一个复杂的图谱呈现在屏幕上。他神情专注地盯着图谱和数字，陷入了思索。

朱传红任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任，是刑事技术专家组负责人。参警33 年来，他恪尽职守，精益求精，参与案件现场勘查3000 余起， 检测鉴定各类案件10000 余起，通过法医物证技术检验认定犯罪嫌疑人5000 余人，利用DNA 技术直接揭露犯罪、证实犯罪1800 余起；他潜心研究，守正创新，先后主持、参与省部级攻关科研项目和课题11 项，多次荣获公安部、省、市科技进步奖。因实绩突出，曾获评全国公安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先进个人、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，荣立个人一等功2 次、二等功1 次。

物证不说谎，是维护正义的利剑

朱传红中学时代最爱读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。“当时，华生这个角色着实让我着迷，他的每一步推理都牵动我的心，常常放下碗筷就捧起小说， 一看就停不下来。”他还一度沉迷于广播剧《刑警803》，里面刑侦探案人员凭借敏锐的观察与专业技术，抽丝剥茧还原真相的故事，令他心驰神往，脑子里偶尔会闪过一个念头，要是有一天亲自去尝试一下这样充满挑战的事情就好了。

20 世纪80 年代，全国仅有少数几所院校设有法医专业，位于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恰好招收十几名本科生。朱传红抓住这个机会，毫不犹豫填报了该校法医专业，因成绩优异，如愿成为一名法医学生。

“大学五年，我没有一天敢懈怠。当时课程多、压力大，怕掉队。”朱传红回忆道，他常常围着实验台挑灯夜战，白天听完教授的精彩讲课，连夜就开展解剖实验，之后还要反复思考消化。不同于其他发展成熟的学科，当时全国的法医学科还不太完善，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。很多真知灼见在课本上找不到直接答案，需要在反复实验中摸索、在积累沉淀中领悟。

1992 年，朱传红从同济医科大学毕业，以优异的成绩被武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（后更名为刑事侦查局）录用。“法医专业的学生并不是都从事法医工作，更不是都从警，也有到医院、科研等单位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的。”朱传红说，“之所以选择走从警之路，是因为物证不说谎。它们是沉默的证人，能道出确凿的真相。我想让所学直接应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”

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和热情，他每天马不停蹄跑现场、搞勘查。回头来看，读书的辛苦不过是“开场白”。从警后，勘验现场、解剖尸体的繁重任务，不分白天黑夜的待命值守，还要直面高度腐败甚至生虫的尸体，忍受扑鼻难闻的尸臭—— 这一切，才让朱传红真正体会到，自己选择了一条多么艰苦，甚至难被普通人理解和接受的路。

“当运用科学利刃，揭示案件真相，捍卫公平正义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定幸福，一种职业自豪感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，激励我始终热爱法医专业。”朱传红温和且平静地说出这番话。

微域藏乾坤，DNA 大有可为

朱传红在给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从事DNA 检验鉴定的青年民警进行技术培训

1995 年初，朱传红得知武汉市公安局要建DNA 实验室，干劲更足了。当时，遗传标记、亲缘关系的认证都处于摸索阶段，武汉公安敢于“第一批吃螃蟹”，这种拓荒精神和魄力点燃了他的激情。他主动请缨，承担筹建实验室的任务。

在当年十几个人挤一间办公室的狭窄环境中， 武汉市公安局专门腾出一大间房，配备先进设备， 供朱传红研究。这种重视让他倍感组织的期待和肩上沉甸甸的责任。当时，同济医院还没有DNA 实验室， 国内研究资料甚少，大学老师帮他找来的资料全是英文的，他一边翻译，一边啃内容，同时开展实验。

1995 年3 月至6 月，汉南区连续发生多起涉及抢劫、强奸、杀人的案件，朱传红尝试将不同作案手段的案件串并起来，运用法医学和DNA 检验知识， 另辟蹊径，24 小时内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。这是湖北省首次运用DNA 技术侦破的案件。“用技术揭开真相，让我更确信选择的方向。”总结分析该案时， 朱传红说，这次首例，不仅是技术突破，更坚定了他深入探索DNA 技术的决心。

近年，他和战友们精心打造的一级实验室，将保留十多年甚至20 多年的物证重新检验鉴定，侦破了一系列重大积案。科技在现场勘查和证据收集、物证检验鉴定、现场模拟重建、信息分析研判等方面都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DNA 分析可以通过比对犯罪现场遗留的生物样本与嫌疑人的DNA，实现个体识别，为案件定性提供有力依据；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对海量的案件信息、人员信息、社会数据等进行快速筛选、分类和分析，帮助侦查人员发现案件线索和犯罪规律。

2011 年9 月，武汉一家福利彩票店的女店主被刺身亡，现场留有男性血迹。根据现场勘查，警方认定购买最后一张彩票的彩民就是嫌疑人。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，加上案发现场周边正在施工，该案多年未破，“最后的彩民”杳无踪迹。2024 年6 月， 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DNA 实验室清理积案，朱传红带领团队在极其有限的检材中提取到豌豆大小的检材，经过在全国范围内比对，发现黄冈一男子有重大嫌疑。7 月16 日中午，该男子被押解回汉，经过进一步比对，确认其正是犯罪嫌疑人。

“DNA 检验鉴定技术刚起步时，只能鉴定区分血迹中的ABO 血型，可以排除非作案人，不能完全认定犯罪嫌疑人。现在，嫌疑人接触过的桌椅、纸张、衣服等各种物品，实验室都能提取DNA 进行鉴定， 精准锁定嫌疑人。”谈到专业领域发展的每一个进步， 朱传红如数家珍，眼里闪着光。

屡屡破难关，攀登高峰走向全国

攀登DNA 技术高峰之路，正是朱传红的成长之路。2005 年，他以全优成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，获得法医学博士学位。其间，他沉浸在研究公安实战应用课题的乐趣中，较早的“复合PCR-RFLP 技术”， 之后的新型法医物证检验技术，以及一直在研究法医现场血迹勘查与现场重建等，每一项研究都留下他攀登的坚实印记。

2004 年，河南省邓州市一位85 岁的独居太婆在家中突然死亡。家属起初以为是其不小心摔倒致死，清洗头面部时却发现打击伤，立即报警。警方现场勘查后，发现打击太婆的凶器就是门后的锄头， 但侦查工作进行数月，却没有重大进展。河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专程来汉，辗转联系上朱传红， 他们在招待所一碰面就开始研究案情。考虑到案发位置偏僻、环境相对封闭，朱传红建议采用新型法医物证检验技术，对摸排的20 名可疑人员进行比对， 当即比中了其中一名对象。随即，扩线追踪比对排查40 余人，最终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。

近30 年，既是DNA 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黄金时期，也是朱传红踏着时代浪潮奋勇搏击的岁月。从最早只能检验静脉血，到如今血斑、毛发、指甲、骨骼等各种生物检材皆可检测， 就连现场接触类、超微量检材也能实现有效检验，DNA 检验在案件侦查中的应用愈发广泛。检测方法也在不断更迭，从银染法人工染色、肉眼观察分析结果，升级为荧光法自动电泳收集、计算机分析结果，更快速、更灵敏、更准确，也更易于标准化。与此同时，自动化设备日趋完善，数据库也更丰富。

2008 年，朱传红带领武汉市公安局法医团队开始建设DNA 实验室数据库。次年，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设计实验室。从分布布局，到设备摆放、流程衔接、防范污染，无一不是细致考量、精益求精。“虽已建成多年，但仍然具有超前和实用性特点，符合国标要求。”穿上白大褂的朱传红，走进这个亲自带队建起来的实验室，总有说不出的自豪、耗不完的干劲。2013 年，实验室开始进行脱落细胞鉴定，同年即获评公安部一级实验室。

1994 年，湖北省发生一起双尸案，案件28 年未破。2022 年10 月，朱传红受命侦查此案。他认真研究案件相关资料，从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特征分析，判定是熟人作案。在排查时，以案件现场为中心， 重新采集血样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，用不到1 周的时间，找到了真凶，犯罪嫌疑人在广西落网。应用新型法医物证检验技术，朱传红陆续帮助省内外公安机关侦破疑难案件100 余起。2016 年，他受公安部指派参加了全国命案积案攻坚工作，参与侦破5 起疑难命案，受到公安部表彰。

倡导新理念，更喜欢分享实战经验

常言道，“术业有专攻。”朱传红在实战中深深地体会到，技术要更好发挥作用，一定要有“大现场、大物证”理念。

时间回溯到DNA 实验室建设初期。那时候， 武汉市公安局为了帮助朱传红攻坚克难，不仅安排DNA 专业老师指导他，还专门挑选法医损伤学、现场勘验方面的专家担任他的导师。这段宝贵的学习经历让朱传红体会颇深：既要以法医专业为根本， 又要突破法医专业局限，更多了解现场勘查、痕迹勘验等方面的知识，甚至风土人情、风俗习惯，用“全局观”分析案件，全面呈现案件原貌，还原犯罪过程， 确定案件性质。这样，才能防止各种遗漏和偏差， DNA 技术方能发挥更大更好的实效。

武汉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的副主任刘万鹏说，朱传红非常注重培养年轻民警的“大现场、大物证”思维模式，希望他们成长得更顺利、更全面。

2015 年6 月1 日，“东方之星”游轮在长江湖北监利水域沉没，船上442 人失踪。灾难事件发生后， 朱传红带领武汉公安法医团队接到了一项前所未有、异常繁重的任务——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。在公安部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，他们的DNA 实验室承担起绝大部分遇难者遗体与亲属的DNA 检验、数据比对及亲缘关系确定等工作。一些生物检材被送来后， 因遗体本身腐败程度较重，DNA 取样时，含有抑制物， 影响分型检测结果，常规采取全自动操作平台无法完全获得准确的DNA 检测结果，必须结合半人工方式进行。为了确保每一个检测结果精准无误，朱传红要求对每一份检材，都用三种方式分别检测两次。初步结论出来后还要不断进行复查、复核，有的复核3 次以上。朱传红和团队战友们连续奋战七天六夜，检验遇难者及亲属DNA 样本2087 份，最终准确认定了全部遇难者遗体身份，为事件处置奠定科学基础。

“我从接触DNA 开始，就深知，DNA 技术绝非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的力量能够推动和壮大。从1998 年起，我将大多数业余时间用于普及和推广法医DNA 技术。”朱传红说。他制作了100 多套幻灯片， 有理论，有案例，有跨专业交叉融合和应用的经验总结。其中，“接触性DNA 发现、提取及检验策略”“高效现场勘验，提升DNA 应用能力”等专题被列为全国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的必选课程。近5 年来，他在省内外授课100 余次，培训学员6000 余人次。

朱传红非常乐意和同行一起分享、探讨，希望能一起运用科学技术守护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。他说，“依托‘公安部重点实验室’这个平台，我们吸纳现场勘验、法医、DNA、理化等专业年轻骨干技术人员作为培养对象，根据专业、实战需求重点培养， 现已有不少民警成为专家和业务骨干，有10 人次在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刑事技术大赛中获奖。”

2021 年1 月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生一起重大盗窃案，一户居民家中珍藏的珍稀邮票被盗， 涉案价值高达300 万元。案发后，刑侦部门多次勘查现场，但因提取的生物检材质量不佳，DNA 检验始终未能取得突破，案件一度陷入僵局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现场无法复勘，原有检材检验价值存疑。关键时刻，朱传红带领青年民警吴玉剑迎难而上。凭借深厚的专业积淀，两人另辟蹊径， 创新检验流程，通过重新梳理标注关键信息，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。最终，成功锁定嫌疑人田某，一举将其及同伙抓获，追回部分被盗邮票。

据悉，近年，武汉公安运用DNA 技术揭露、证实犯罪的数量以每年150% 的比例高速增长。由于打击精准有效，武汉市刑事发案持续下降，市民群众的满意率也不断提升。

择法医之路，以青春铸忠魂；守正义之光，此生无悔无憾。这就是刑警朱传红。

原文刊登于《中国警察》杂志 2025年第12期